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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认为：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

如上所述，他们都认为，道、易或天不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生命的本源，而且是价值的本源。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对象的两个维度相比较，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有四个突出特征：其一，在横向维度忽略了自然（物）部分，这意味着这部分并不是中国哲学所主要关注的对象。

作为个体的人，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自我属性，二是社会属性，此二者分别是道家和儒家思考个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亦即人生的问题的着眼点。然而，世间若有一个不动变本体，则这一门必然优先，而成为第一哲学，既然这里所研究的是最基本的事物，正在这个意义上，这门学术就应是普遍性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著作被命名为形而上学后，人们通常把这个命题表述为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学者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如何跨越这个鸿沟呢？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首先想到了人心。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元问题则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故太史儋起而激烈地抨击儒家及其所坚持的传统伦理道德，甚至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周飞舟，2015年，第27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说儒家传统是自我主义的。第二，在发现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那些相对的、转瞬即逝的以及变动不居的现象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无意义的或是成问题的，因其不具普遍性意义而被视而不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费孝通，1998年，第24页）正是认可了来自西方的这一批评，费孝通才尝试为中国人的私寻找文化性和结构性的根源。

这种私由于礼的存在而被遮蔽，甚至让中国人对自己产生了误解，故不肯直认其私。此处关键是要看到忠自孝悌始，孝悌到忠存在不可跳越的次第关系，而非在不同圈层克己的结果，更非两条并行的路线。

也认为彼时的社会学未能利用中国本土资源来理解中国。（参见陈来，第7页）也即己如仅指个体，则不具任何道德意涵，而必须要在具体关系中谈己才有意义。正因义的事务中有恩，就会显得私，故被诟病为私也不足为奇。换言之，个体间关系的根本在于己和群，以及己和群所代表的那个抽象个体间的关系。

可以看到，性命论中的存在者与存在论中的存在面貌迥异：前者是对变化的确认，而后者是对永恒的追求。正是因为被赋予了生生之性，生命的展开（以原发性关系为起点推而远之的过程）不仅是应然的，同时也蕴涵着必然性。这也即梁漱溟所谓的伦理本位。在此，见闻即齐宣王在特定时机下与牛所发生的具体关联。

总而言之，尽管一些学者看到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性，但并不认为这一无法进行形而上学式界说的概念具有实在性。[17]杨立华，2015年：《价值与秩序：从孟子出发的思考》，载《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正是由于无法从正面对现象形成一个形而上学式的解释，即寻找不到中国人统一的伦理行动原则，故只能采取一种变通的阐释策略，转而认为中国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费孝通，1998年，第36页），或中国人在道德上支持的是个人对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关系。[22]周飞舟，2015年：《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载《社会》第1期。

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只有独善其身的私德，而无相善其群的公德。对涂尔干来说，社会事实集体表征便是此类中介。（《大学》） 基于对文本①的解读，费孝通认为中国人行动之前要先立本，本立而道生，而本便是己，立本即以己为行动中心。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6]李猛，2012年：《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极端利己主义无益于达成目的。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中西学术传统的一些内在差异。而一般的存在者，特别是人，由于为天所化生，故为天所主宰，即其性命中有身不由己的一面。

2020年：《道体、性命、独体：当代中国思想展开中的相为与相与》，载《哲学动态》第12期。因此，性命不是普遍性的本体，而是在原发性经验基础上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le）的生成过程。

而且这一传统倾向于认为经验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作为经验的直接对象。个体主义谈自我保存时，尤以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爱为基础，即一个人首先应学会自爱，才能爱人。

在这个意义上，用西方概念去解释和框定中国的现实，被遮蔽的不仅是中国人思考世界的能力和方式，还包括在这种思考中生成道德的可能性。（即自爱的社会性，参见李猛，2012年，第100页。[10]秦鹏飞，2020年：《儒家思想中的关系逻辑——伦字界说及其内在理路》，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差序格局用直观的水波纹模型概括了中国乡土乃至城市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蕴含强大的解释力。

认识到中国语境下关系的理路及其实在性，才能理解以家庭关系为中心的差序是顺次且必然推出的。要理解这一问题，需从亲亲尊尊（或恩义）两个概念入手。

参考文献 [1]古籍：《大学》《礼记》《论语》《孟子》《墨子》《孝经》等。（参见周飞舟，2021年，第2页）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前者的问题是宣称只有一种语言具有表述真理的能力。

近代以来西方批评中国人缺乏主体性和自我意识，正是没能看到中国人的自我首先是原发性关系中的己，也没能看到其行为的道德价值所指向的是具体关系。第二，以往研究不太关注费孝通对所引用的儒家文本的解读。

2021年，第2-3页） 上述学者在反思差序格局的过程中，所作工作虽已极深研几，但似尤有未尽之处。朱熹解《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称理（即‘性）亦赋焉。在这个问题上，《孝经·开宗明义》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讲出了这一道理的最精微处。[2]陈来，2020年：《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载《文史哲》第1期。

[18]袁方、谢立中，1993年：《社会学认识论的初步探讨》，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一方面，一体关系有必然的原发性意义。

至此，费孝通完成了对中国人私的溯源。换言之，关系作为行动的手段，只是需要被进一步还原为事实的表征之表征，而不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对象。

但是，他们最终总要通过这些经验给出有关社会的界说。（《论语·雍也》） ⑤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